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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10-23

如何在成都做一个闲人

作者:Sophia 来源:study in china 点击率:  

  

  从某个角度来讲,去成都总是要去宽窄巷子的,不当一回游客,去领略一下诗人们开的餐馆和酒吧也可以。翟永明的“白夜”、石光华的“上席”、李亚伟的“香积厨”,还有唐蕾的“小酒馆”等,这些人和地方勾勒出的是一个和诗歌、美食、摇滚相关的闲适成都。从正当红的宽窄巷子、昔日辉煌的玉林到游人如织的锦里,甚至包括乡野的平乐古镇—对于成都人来说,除了舒适的当下,没有什么值得真正一成不变。

  坐在成都香格里拉酒店的大堂,我看着身边的一幅画,那是周春芽画的湖边桃花,那桃花颜色娇艳,朵朵都好似要挣脱了画布出来炫耀,湖水蓝得好似宝石,而整个色彩弥漫成一种交错杂乱的梦境。酒店在公共区域摆上许多本地艺术家的作品,除了周春芽的桃花,还有何多苓的通往香格里拉之路等等。

  而在成都,比画家更著名的,是诗人,到了晚上,你总能在“白夜”找到他们。

  诗人的“白夜”

  我有些眩晕,不知道是酒精的作用,还是四川话的性感(依稀记得是杨黎或吉木朗格的原话,或许他们也醉了),然后达斡尔族的小姑娘哭了。

  达斡尔小姑娘的哭可能是从李林森(“白夜”的经理、音乐人)朗诵石光华写的一首为海子凭吊的诗开始,那还是端正的手写稿,蓝色的钢笔字,那纸被压得平平整整,颇有些岁月了。石光华平时并不见得带在身上,那天倒是正巧。那小姑娘是那么喜欢海子,即便她平时没那么喜欢或者从不愿那样表露,但在酒精的作用下,李林森念一句,她的眼眶便红一些;她初时还是怯怯地同吉木朗格讨教诗歌,默默地抄下吉木朗格的邮箱,好让在座的诗人们看看自己写的诗,那样优雅、那样乖巧,带着轻巧的性感,而此刻全然已是个泪人了。

  这自然是酒精的作用,而“白夜”是个酒吧,虽然它也是个成都诗人们聚会的地方,但幸好伴随诗人们的最大的习性之一便是总喜欢聚众畅饮——虽然在座的许多人已经渐渐地不喝酒了,于是“白夜”就成了理想的窝点。

  杨黎正好在举行全国诗歌巡演,刚巧到成都,他又是成都人,也便是难得,所以一堆人多少变成了个聚会。然后聚会间人越来越多,原因已经不那么重要。在成都,夜晚有时候总比白天更热闹,而成都又是个不大的城市,片刻间人就来了。诗人们对女孩子总是不吝赞美,他们对我说:“你要见谁,马上就把他叫来。”我并不想特别见谁,那种悠长的吟唱间吵吵嚷嚷的喝酒,就好像突然间用魔法将我裹进了真正的成都。

  即使偶尔被转移到了在某地方开个新茶馆之类的话题上,但转来转去总是绕回到诗歌,那晚的话题里不知怎么飘荡着石光华的一句诗——“梅花树下种胡豆”,大家竟又群情激昂起来。或许因为之前我已醉了,而醉了又清醒,但那是大家都记得的一句,即便醉时也能记得。席间沈浩波来了,带着他的几位作者从北京过来,刚下了飞机便来“白夜”晃悠,在外间的庭院又开了一桌,略有些矜持,我走时同他们招手挥别,在“白夜”门口窄巷子的拐角上,又见到了哭泣的达斡尔族姑娘。

  王镜与杨黎说要带我去吃提花,却拐到一家叫做八宝海味的地方吃夜宵,我坐在他们两人中间,听两位诗人好像小孩一样斗着一些古典高雅的嘴,他们从鱼子酱的味道以及钱玄同和汉语拼音方案的关系来讨论网络的作用。听到这里,我终于决定结束我那一夜,那夜果然明晃晃得好似白昼,绚烂得好似星空永远统治大地。

  “香积厨”与美食家

  “白夜”原本是在玉林的,如今已移师到了宽窄巷子(玉林还有一家白夜,但已交给别人去管了)。在宽窄巷子摆门面的诗人们于是越来越多,除了翟永明的“白夜”,还有石光华的“上席”,就在“白夜”的隔壁,生意最好的则可能是李亚伟的“香积厨”。从某个角度来讲,去成都总是要去宽窄巷子的,不当一回游客,去领略一回诗人们开的餐馆也可以。

  虽然宽窄巷子显然游客更多了些,虽然大多数游客只是乐于在餐厅或者酒吧的门前拍照留念,或者大大咧咧地进去参观,但并不是说食物本身就不重要了。

  与李亚伟就约在“香积厨”的大门口,他穿着咖啡色与黑色的衣服,独自一人对着一张桌子品茗。比起前一日晚上,他现在倒不像个诗人,那淡定与悠闲的姿态,更似美食家。前一日,他在“白夜”讲起自己曾经弹过的手风琴,说它就好像森林,好像苹果,果然将我弄了个摸不着头脑,但确实有诗人的气势。诗人张小静也在一侧,曾经在成都的地下摇滚界活跃着的张小静可惜未能一展歌喉,却真诚得像个初生的娃娃。

  李亚伟确确实实是个美食家,但作为莽汉诗人,他在吃上也不见得过分讲究精细,而更愿意去追求一流的原料和简单的做法。比如他说起在银川吃烤羊肉,只需撒些盐便可以直接烤,但那羊肉必然要足够好。他一年里有大半的时间在全国各地追求吃食,他总能报出他店里的某个菜的来源,为何要选用这种烧法,而非那种,这方面他总是清清楚楚。他如今花许多时间在北京和重庆,一年里还有三周的时间在上海,而到了上海的时候,他总要去骚扰对土鸡有着某种狂热劲头的默默,专门开几个小时的车去各地寻觅最好的土鸡做煲。

  他经常去云南,在那个地方,他有许多的朋友,朋友开着很多的客栈,大部分客栈只有他们才知道。而这样的日子,他已经过了5年。如果我可以从容地下个定义,他显然有比莽汉诗人更适合的头衔,比如逍遥派美食家,或许这才更符合一个成都人的身份。

  他对川菜显然经验丰富,引经据典,称世人如今对川菜的看法显然是一种误解。真正的川菜早已被现代川菜挤兑得被人遗忘,而人们到四川来只知道吃火锅。而真正的川菜更讲究鲜美,辣菜最多不过占据半壁江山,而火锅是从重庆传来的。宽窄巷子在川菜的做法上显然有些迎合游客之嫌,但他的下一个目标便是去三圣乡再开一家真正的川菜馆,来恢复川菜的传统。

  李亚伟说他曾经也住在玉林,但如今搬出来了,玉林早已没落,而据他所知,他身边许多人也陆续搬出了玉林。如今的玉林与昔日早不能比了,在过去,“白夜”的主人翟永明曾经用巴黎左岸来形容这个地方。


  

  摇滚教母和“小酒馆”

  玉林昔日成名的,除了“白夜”,还有一家被称为成都地下摇滚基地的“小酒馆”,如今“小酒馆”在芳沁路又开了家新店,演出多在新店,而唐蕾如果在成都的时候,去的也是新店。

  我到小酒馆芳沁店的时候,晚上9点还不到。来之前,我一直在思考,或做着心理准备,寻思着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想象着扒开人群,历经千辛万苦,终于觅得那个正在呼朋唤友的唐姐。这地方实在太有名了。

  但一切竟然是安静并略带寂寞的——这并不是一个演出的夜晚。然后怯怯地走进一个满头金白色乱发的人来,怯怯地询问,怯怯地掏出钱包购买了某张看来是门票的东西。他的样子比我的朝圣显得更朝圣,终于让我觉得没来错地方。

  然后唐姐来了。一身宽大的衣裳,灰色,棉麻制的舒服料子,随意束着马尾,她说那头发平时会披着,显得年轻,而那天她刚从北京回来不久。那多少会令长途旅行之后的她显得更精神,但她讲起话来依然弯弯的笑眯眯的,声音依然平和温柔。

  她如今的许多日子都在北京,陪伴着将要考高中的女儿,在远离北京市区的某个郊外,过着简朴并有规律的日子。她每天早上六七点便起,自己买菜做饭,然后遛遛狗。有一天她问女儿,“觉得妈妈现在幸福么?”她女儿便说,不再熬夜的她如今气色好了,烟也不抽了,烧菜水平长进了,还有个这么聪明乖巧的女儿陪伴,怎么会不幸福?

  或许很难想象,这位成都的摇滚教母(或者以唐姐自己的话来说是“摇滚保姆”)竟能忍受如此清净平淡的生活。但对唐姐来说,只要舒服,生活与生活之间并没有什么区别。之前轰轰烈烈地办小酒馆的是自己,如今实实在在做个好妈妈的也是自己,不同的人生阶段,想做就做顺其自然。她从来不接受任何的逼迫,而真正想做的事情,比如戒烟,便可以痛快做了。她一生都随意,并没有刻意去寻得自己的方向,逆反自己的人生。她昔日上山下乡是主动向父母提出,为换得姐姐早日回城;下了乡,她爱站在田间地头唱歌,与人欢喜;去德国,是因为那位来自德国卡塞尔大学的教授来中国时得到她许多无条件的帮助,才觉得她真诚努力,邀她去进修;而在德国学自由艺术的时候,她在教授的鼓励下,得以花一年的时间周游各地打工看演出;而回到国内,她只不过因不愿早起,便办起一间想让朋友们偶尔能来坐坐的“小酒馆”。看她每一个人生的转折,都好似命运的安排,但若非其中的热情与激情、真诚与诚实,可能每一段的故事都会有不同的结果。而热情与激情、真诚与诚实,在最后被唐姐归结为摇滚精神。

  “也许成都真的是一座没有太大野心的城市吧。”我突然冒出一句。我虽然不愿轻易地将个人描述成一个城市的缩影,但我们生活在某个城市,长成某种性情,总有某种理由。

  那天晚上,唐姐约我去“小酒馆”新开的一家餐厅,在荷塘月色,一片很大的荷花池的中间。这家小酒馆唐姐如今交给以前家中的保姆王姐打理,烧的是自贡家常菜,鲜美可口。她那日还叫去了“阿修罗”的主唱泰然,叫去了“声音与玩具”的主唱欧波,还有林竹,一位从十八九岁开始便一直追随着成都地下摇滚的乐迷——甚至在她到了日本求学那段时间,也不放弃